一、名词解释
- 增权理论:又称赋权理论,指通过专业干预,帮助服务对象挖掘自身潜能、提升权利意识,减少或消除环境中的压迫因素,最终让服务对象能自主掌控生活、实现自我发展的理论。
- 符号互动论:一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个体间通过语言、手势、表情等 “符号” 的互动构成的。个体通过解读符号意义理解他人行为,进而形成自我认知和社会关系。
- 任务中心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一,聚焦服务对象的具体问题,设定清晰、可达成的短期任务。通过专业者与服务对象的合作,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提升能力。
- 标签理论:认为偏差行为并非行为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群体将某些行为定义为 “偏差”,并给行为者贴上 “偏差者” 标签的结果。标签会强化偏差行为,导致 “标签化” 的恶性循环。
- 社会救助:国家和社会对因自然灾害、疾病、失业、贫困等原因陷入生活困境,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公民提供物质帮助、服务支持,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权的社会保障制度。
-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指社会变迁中,物质文化(如技术、经济)与非物质文化(如制度、观念、价值观)的变迁速度不同步,物质文化变迁较快,非物质文化滞后于物质文化,从而产生的差距与矛盾。
二、简答题
1. 社会行政的功能
社会行政是将社会政策转化为社会服务的过程,核心功能包括以下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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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转化功能:将宏观的社会政策(如养老政策、救助政策)细化为具体的服务计划、操作流程和资源分配方案,确保政策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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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整合功能:整合人力(如社工、志愿者)、物力(如服务场地、物资)、财力(如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等资源,合理分配到各个服务环节,保障服务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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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管理与监督功能:对社会服务的实施过程进行管理,包括人员培训、服务质量监控、效果评估等,确保服务符合政策目标和专业标准。
2.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认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并非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包含 3 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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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维度(阶级):以个体拥有的财富、收入等经济资源为核心,决定个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和生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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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维度(地位群体):以个体的社会声望、荣誉、生活方式、教育背景等为标准,反映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受尊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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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维度(政党):以个体拥有的政治权力、影响力为核心,体现个体参与社会决策、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力。
韦伯强调,这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决定了个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整体位置。
- 政治维度(政党):以个体拥有的政治权力、影响力为核心,体现个体参与社会决策、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力。
3. 社会工作督导的功能
社会工作督导是资深社工对新入职或经验不足的社工进行指导的过程,主要功能包括 3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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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功能:帮助被督导者熟悉机构规章制度、明确工作任务与目标,协调工作中的资源与问题,确保被督导者的工作符合机构要求和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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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功能:向被督导者传授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实务技巧(如沟通技巧、问题分析方法),解答专业疑问,提升被督导者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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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功能:关注被督导者的情绪状态(如工作压力、职业倦怠),给予情感支持和鼓励,帮助其维持专业热情和职业认同。
4.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两者紧密关联、相互支撑,具体关系体现在以下 2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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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福利是社会工作的基础与前提:社会福利制度(如养老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服务对象(如困境老人、困境儿童)、服务目标(如保障福利权益)和资源支持(如福利资金、政策依据),没有社会福利,社会工作便失去了服务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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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的实现途径与专业支撑: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方法(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将社会福利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服务(如为老人提供居家照料、为儿童提供心理辅导),解决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确保社会福利的公平、有效落地,提升社会福利的实施效果。
三、论述题
1. 社区工作的目标和功能,并说明社区工作在社区防疫中的作用
(1)社区工作的目标
社区工作的目标分为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两者相辅相成:
- 任务目标:聚焦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满足社区的实际需求,如改善社区环境卫生、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站、解决社区邻里矛盾等,直接提升社区的物质和服务水平。
- 过程目标:聚焦提升社区居民的能力和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如组织居民参与社区议事、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从长远上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2)社区工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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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功能:为社区内的困境群体(如低保户、残疾人、独居老人)提供直接服务,如物资帮扶、生活照料、心理疏导,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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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功能:整合社区内的政府资源(如街道办、社区医院)、社会组织资源(如公益机构)、居民资源(如志愿者),形成服务合力,解决社区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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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功能:搭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如社区议事会、居民代表大会),鼓励居民表达需求、参与决策,提升居民的社区治理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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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功能:通过化解社区矛盾(如邻里纠纷、物业矛盾)、促进社区和谐(如组织社区文化活动),维护社区秩序,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
(3)社区工作在社区防疫中的作用
在社区防疫中,社区工作的功能得到了充分体现,核心作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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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传递与政策落实:社区工作者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等方式,及时向居民传达防疫政策(如核酸检测时间、封控要求)、防疫知识(如戴口罩、消毒方法),确保政策落地到每一户、每一人,避免信息偏差导致的防疫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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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保障与民生兜底:针对社区内的特殊群体(如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孕妇),社区工作者提供 “点对点” 服务,如代购生活物资、代取药品、协助就医,解决其封控期间的生活和健康难题,保障民生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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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协调与防疫组织:整合社区内的医护资源(组织核酸检测)、志愿者资源(协助维持秩序、卡点值守)、物业资源(社区消毒、门禁管理),形成 “社区工作者 + 志愿者 + 医护 + 物业” 的防疫合力,高效完成核酸检测、人员排查、环境消杀等防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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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疏导与社区稳定:部分居民在封控期间可能出现焦虑、恐慌情绪,社区工作者通过线上心理疏导、线下沟通交流,缓解居民负面情绪;同时及时化解防疫中的矛盾(如居民对封控的不满),维护社区秩序稳定,避免疫情引发的次生问题。
2. 社会流动的定义,改革开放后有何特点?
(1)社会流动的定义
社会流动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从一个社会地位(如职业、收入、教育水平)向另一个社会地位移动的过程。根据流动方向,可分为向上流动(如从普通工人晋升为企业管理者)、向下流动(如从高薪职业失业后从事低收入工作)和水平流动(如从教师职业转为公务员职业,地位等级无明显变化)。
(2)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流动的特点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 “身份固化”(如城乡二元户籍、固定职业)的局面,社会流动呈现出以下 4 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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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规模扩大,频率加快: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催生了大量新职业(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互联网从业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壁垒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如农民工、大学生)通过就业、升学等方式实现社会流动,流动的人数和频率远超改革开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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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因素成为核心驱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流动主要依赖 “身份”(如干部身份、城镇户籍)和 “政治背景”;改革开放后,经济资源(如财富、收入)、人力资本(如教育水平、专业技能)成为社会流动的核心驱动力,高学历、高技能人群更容易获得高薪职业和高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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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流动成为重要形式: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即 “农民工进城”),形成了大规模的城乡流动。尽管部分农民工仍面临户籍、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限制,但他们通过在城市就业,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同时,也有部分城市人才向农村流动(如返乡创业、乡村教师),丰富了城乡流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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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渠道多元化,但仍存在壁垒:除了传统的 “升学(高考)— 就业” 渠道,还出现了 “创业(如私营企业主)”“技术移民(如海外就业)”“跨地区就业(如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中西部人才)” 等新渠道,流动渠道更加多元。但仍存在一些流动壁垒,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享受)、行业垄断(部分高收入行业准入门槛高)、家庭背景(“拼爹” 现象)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流动的公平性。
3. 论述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并说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地方
(1)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是社会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核心内容包括以下 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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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与接纳:尊重服务对象的人格尊严、文化背景、价值观和自主选择,不评判服务对象的行为(如不歧视吸毒者、家暴受害者),接纳服务对象的多样性(如年龄、性别、种族、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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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主自决: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服务对象的自主决定权,在充分告知服务方案、风险和后果的前提下,由服务对象自主选择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强迫、不替代服务对象做决定(如是否接受心理治疗、是否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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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原则:对服务过程中获取的服务对象隐私信息(如家庭情况、心理问题、个人经历)严格保密,仅在法律规定(如服务对象有自杀、伤人风险)或服务对象授权的情况下,才能有限度地披露信息,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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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胜任力: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实务技能,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提供服务,不承接超出自身专业领域或能力的工作(如无心理治疗资质的社工不提供深度心理治疗);同时不断学习,提升专业能力,确保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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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原则:公平、平等地对待所有服务对象,不因其性别、年龄、种族、收入、社会地位等因素区别对待;同时关注社会公平,推动解决服务对象面临的制度性压迫(如贫困、歧视),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2)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地方
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中的部分观念,与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存在一定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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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主自决” 与 “家庭决策” 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家庭本位”,家庭事务(如婚姻、就业、医疗)通常由家庭长辈或全家共同决策,个体的自主意愿往往需要服从家庭整体利益(如父母为子女安排婚姻、决定职业)。而社会工作的 “案主自决” 强调个体自主选择,当服务对象的意愿与家庭决策冲突时(如青年想自主选择职业,但父母坚持让其考公务员),社工支持案主自决的行为可能被视为 “违背孝道”“破坏家庭和谐”,与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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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原则” 与 “关系信任” 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注重 “人情社会” 和 “关系信任”,熟人之间(如邻里、亲戚、社区干部)习惯分享信息,认为 “公开信息” 是信任的体现(如社区干部向邻居透露困境家庭的情况,希望邻居帮忙)。而社会工作的 “保密原则” 要求严格保护服务对象隐私,即使是熟人询问,也不能随意披露信息。这种 “不透露信息” 的行为可能被视为 “不真诚”“不信任”,与传统文化中的 “人情信任” 观念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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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接纳” 与 “道德评判” 的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较强的 “道德评判” 倾向,对不符合传统道德的行为(如未婚同居、离婚、同性恋、有犯罪记录)往往持否定、排斥态度(如认为离婚是 “不光彩” 的,同性恋是 “不正常” 的)。而社会工作的 “尊重接纳” 原则要求不评判服务对象的行为,接纳其多样性,即使服务对象的行为不符合传统道德,也要尊重其人格和权利。这种 “接纳” 可能被视为 “纵容不道德行为”,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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