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词解释

1. 济贫法(1601年)

英国《济贫法》(1601年)是近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奠基性法律,标志着政府首次以立法形式承担救济贫困的责任。该法将贫困者分为“值得救济的贫民”(如老人、残疾人)和“不值得救济的贫民”(有劳动能力但拒绝工作者),并通过教区征税提供救济,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其核心原则是属地管理区别救济,对后世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治疗小组

治疗小组是一种社会工作组形式,旨在通过专业的团体互动和心理干预,帮助成员解决心理、行为或社会适应问题。小组通常在领导者(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运用团体动力、角色扮演、情绪支持等技术,促进成员改变不良认知或行为模式,恢复社会功能。常见于心理健康、成瘾戒治等领域。

3. 社会系统理论

社会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如家庭、社区、组织)构成的整体,各子系统通过互动维持动态平衡。该理论强调个人问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从系统角度分析问题,并通过干预系统关系(如改善家庭沟通、优化资源分配)来促进个体改变。它是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广泛应用于社会工作评估与介入。

4. 制度性社会福利

制度性社会福利是一种将社会福利视为社会常态组成部分的理念,主张通过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向全体公民提供普惠性的福利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它区别于“残补式福利”(仅针对弱势群体),强调社会福利是公民权利而非慈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是典型代表。

5. 焦点小组法

焦点小组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通过组织6-12名具有相似背景的参与者,在 moderator(主持人)的引导下,围绕特定主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收集多元观点、态度和经验。该方法注重互动中产生的集体意见,常用于需求评估、政策制定或服务效果评价,是社会工作中重要的参与式调研工具。


二、简答题

1. 简述危机介入模式的适用情况及工作方法

适用情况
危机介入模式适用于个人、家庭或群体因突发重大事件(如灾难、暴力、丧失亲人)而陷入心理崩溃、行为失序的状态,典型特征包括:高度情绪紧张、认知混乱、社会功能瘫痪、短期无法自行应对。

工作方法

  1. 快速建立关系:以共情、真诚迅速获取信任,营造安全感。

  2. 评估危机程度:识别危机来源、个体应对能力及支持资源,判断自杀风险等紧急情况。

  3. 制定焦点计划:与服务对象共同确定即时、具体、可行的目标(如确保安全、联系亲属)。

  4. 提供直接干预:通过情绪疏导、资源链接、短期陪伴等方式稳定局面,避免问题恶化。

  5. 强化支持网络:动员家庭、社区等非正式系统提供持续支持。

  6. 结案与随访:在危机缓解后逐步退出,必要时转介长期服务。

2. 以矫正社会工作为例,简述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专业理论如何指导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

价值观的指导作用

  • 接纳与非评判:社会工作者尊重矫正对象的人格尊严,不因犯罪行为而歧视,相信其改变潜能。

  • 个别化:针对每个对象的犯罪原因、成长背景制定个性化介入方案。

  • 保密原则: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保护隐私,建立信任关系。

  • 增权:帮助对象恢复自信,提升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

专业理论的指导作用

  • 认知行为理论:通过纠正偏差认知(如“犯罪可获利”)、行为训练减少再犯风险。

  • 标签理论:避免给对象贴“罪犯”标签,倡导社会去污名化,促进社会融入。

  • 优势视角:发掘对象自身的技能、资源(如家庭支持、工作意愿),强化积极改变的动力。

  • 生态系统理论:从个人、家庭、社区等多层面介入,改善社会环境(如就业扶持、家庭关系调解)。


三、论述题

请论述社会工作在当代中国城市扶贫中发挥的作用

当代中国城市扶贫面临多维贫困挑战(如失业、住房困难、教育医疗缺失、社会排斥),社会工作以其“以人为本、系统干预”的专业特性,在精准扶贫和可持续脱贫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层面:

1. 精准识别与需求评估
  • 社会工作者通过入户访谈、社区调研(如焦点小组法)深入贫困家庭,识别其物质匮乏之外的隐性需求(如心理创伤、社会隔离),避免“一刀切”政策误区,为政府提供差异化帮扶依据。

2. 多维介入与资源链接
  • 经济维度:协助申请低保、就业培训,链接企业资源提供岗位,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 社会维度:通过小组工作(如互助小组)构建支持网络,减少孤独感;推动社区共建(如公益市集)增强社会资本。

  • 心理维度:运用危机介入、认知行为疗法帮助贫困者缓解焦虑、重建自信,打破“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

3. 政策倡导与制度优化
  • 社会工作者基于一线实践,向政府部门反馈政策盲点(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推动完善城市扶贫政策(如扩大公租房覆盖、完善临时救助制度),促进制度性社会福利的发展。

4. 增权与能力建设
  • 通过“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发掘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如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培养其自我脱贫能力,避免依赖式扶贫,实现“助人自助”。

5. 协同治理与多元联动
  • 作为“中介者”,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资源,构建“多方参与”的扶贫网络(如“三社联动”),提升服务效率,确保扶贫资源精准落地。

挑战与展望:当前城市社会工作仍面临认可度不足、资源有限等制约,需进一步明确专业角色,加强跨部门协作。未来应深化“物质+服务”的综合扶贫模式,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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